近十年来，海外儒学研究有很多新特点。在欧美及东亚地区，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性及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
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儒学研究近十年来十分活跃。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的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的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我们不可能从人权本身开拓出道德的价值理念。”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在2000年哈佛儒学研讨会的开题报告中，他发表了题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的演讲，强调了新儒家的新使命。2000年11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东亚学术会议上，他又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意义作了阐发：“现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有助于建立相互沟通意见，协商、对话、妥协的和平文化。”因此，“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儒家与人权关系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他认为，将个人主义归入西方价值，将群体主义归入亚洲价值，甚至将群体主义视为儒家的价值，这些说法是“肤浅的标签”。他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书中，讨论了儒家群体主义的性质以及历史上不同形式的儒家的群体主义，最近又著文论述儒家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是儒家的“人格主义”。狄百瑞还批评“许多对于儒学及人权的论述都仅在理论层次上，都只在抽象的层面比较中西的价值观，而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价值如何由人类社会的经验中产生。”有些学者借助儒家的一些观念，反思美国自由民主政治及其文化教育的弊病，认为从儒家的个人观念和礼制的文化中可以吸取有益的价值。如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便指出：“求助于被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有些学者通过对戴震、刘师培、高一涵等人的思想研究，特别是对戴震有关对“欲”论述的研究，阐述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的相通性。有些学者如IreneBloom则对原始儒家孟子有关人的尊严的论述进行分析，认为这一哲学思考可能为当代的人权理论提供更广泛的哲学基础。有关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杜维明教授主持的哈佛儒学研讨会在1998年度作了专门的探讨，其成果将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二辑中得到充分地反映。
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是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的另一个生长点。其代表人物是郝大维和安乐哲。他们两人合著的《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与超越性》，对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中的汉学研究思维方式作了反思。他们强调要努力把妨碍他们“理解外族文化的那些习以为常的态度和基本假定从我们当中清除出去。”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汉学界自觉地清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安乐哲透过对礼的分析，揭示了儒学宗教性的独特性。他认为这种无神论的宗教是以礼为核心的。安乐哲还通过对宗教的词源学研究，指出宗教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是“结合”的意思，因此，“由礼所建构的社会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也是一个宗教经验的场所。”
另外，对儒学与生态的关系、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作再反思，亦构成了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由MaryEvelynTucker和JohnBerthrong主编的《儒家与生态学——天地人的内在关联性》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20世纪以来，认为儒家学说与科学的对立几乎是一种共识。近十年来，美国的汉学家对此论断提出了有力的挑战。Elman通过大量的史料证明，在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中，自然科学是如何地进入了考试内容，在清代，数学又是如何地进入了儒生的研究领域。他通过研究，对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来衡量中国明清以降是否有科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对中国儒家传统的格致学与西方的科学一词的可通约程度提出了质疑。
由于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关儒学研究大多设立在历史系或东亚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就成为美国儒学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包弼德通过对宋史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特点。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提出了现代儒学“游魂”说，通过反思古代儒家如何通过四民社会和科举制度使思想有所依托，来暗示农业社会解体，科举制度废除后，必须寻求新的传播方式，从而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发生作用。
 |
